《聂荣臻传》16章 出席遵义会议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路上,当聂荣臻登上越城岭的峰巅时,举目西望,呵!一层山接一层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一浪地铺向天际,西斜的夕阳给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色,让人真有一种置身于海边的感觉。他不禁惊叹了一声:呵呀,怎么这么多的山呀!自己的家乡也有山,江西也有山,可是都比不上这里的山海。

在以后的一段时日里,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由于过九峰山时脚被刺破感染化脓,经过血战湘江以后,就再也无法走路骑马了。如今钻进山里,就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戴济民医生为他开了刀。他躺在担架上,有时和部队一起,有时在中央纵队。那担架是用两根竹竿作骨架,中间结上绳网,他躺在里边,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难得走那么一点点直路。天上的云朵在他的眼里晃荡着,看着看着,他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更多的时间,他在焦心地思索着,思索着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思索着红军今后的命运。在这段行军中,聂荣臻有机会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起。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被敌机炸伤,伤口未愈,一直在担架上随队长征。聂荣臻初到苏区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与王稼祥一起共事。王稼祥虽与王明、博古是莫斯科的同窗,但他来苏区较早,有与毛泽东合作的经历。他从切身经验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正确。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现在,他与聂荣臻不约而同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白天晚上,两副担架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时常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长谈,全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①他们谈了很多很多。这一段行军,他们是没齿难忘的。在壮族的茅屋里,在荒无人烟的山岭上,他们遥对星空,推心置腹,商讨着拯救全党全军的大事。

王稼祥在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是有特殊功勋的。陈毅曾经把他比做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在楚则楚胜,归汉则汉兴。王稼祥是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他说话更有说服力。聂荣臻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特意提到担架上倾心相谈那段经历,谈到王稼祥不可磨灭的功勋。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9月27日聂荣臻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说:“王稼祥那个时候的确是拥护(毛)主席的。”聂荣臻的谈话,使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危难之中深受感动,十年动乱结束后王稼祥还专程登门向聂荣臻致意。

12月10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红军在通道休息了一天,继续西进,目标还是企图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在湘西陈兵几十万,布置好了又一个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西入贵州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没能说服博古、李德等人。

12月14日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43页。

离开通道城以后,聂荣臻归队了,仍旧坐在担架上。他不放心部队。在新的进军中,一军团走右翼,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林、聂指挥六团与三团抢占贵州黎平,敌王家烈部一个团望风披靡。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人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西进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样,就使敌人在湘西集结重兵,阴谋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落空。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时,红一军团继续前进。12月18日,在往剑河前进的途中,林、聂接到军委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不久,收到了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红一军团集合师以上干部,由聂荣臻传达这个决定。

从此,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了的口袋里钻,而是向遵义挺进。

去遵义,要先渡乌江。红一军团奉命突破乌江天险。

在尔后的行动中,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取道江界河渡口;一师由林、聂率领,取道回龙场渡口。

12月底,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新年到了,倘若在往年,总要举行联欢,而今年过年,林、聂给指战员们出了个题目: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叫大家讨论。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在红军后面,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追进入贵州,到达黄平、施秉、镇远一带。迅速强渡乌江,成了红军的紧迫任务。

聂荣臻由人抬到江边隐蔽地点,和林彪一起组织干部看地形。

1935年1月1日,白茫茫的云气笼罩着水流湍急的乌江,笼罩着两岸的竹林,风在山谷中呼啸。一师一团组织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指挥8名勇士乘竹筏偷渡,没有成功,以后趁夜幕从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先渡江的勇士掩护全师及红九军团,至1月4日全部渡过了乌江。

1月2日,在军委先遣队队长张云逸指挥下,二师四团在江界河渡口也强渡成功,并架起了俘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由此渡过乌江。

1月6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

同一天,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进军。六团先歼灭城外1个营的敌军,然后化装成敌人出现在城下,诈开城门,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3个团的黔军溃逃。次日凌晨,二师全师进入遵义。

遵义城披着金灿灿的霞光,迎接它的客人。聂荣臻陪同总参谋长刘伯承进了城门。硝烟刚刚熄灭,有些店铺就开始营业了,柜台上摆着桔子、蛋糕、云烟、茅台酒。近一个时期老在人烟稀少的山中行军,乍一走进贵州第二大城市,他们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刘伯承、聂荣臻来到二师师部。这支攻克遵义的部队正在解背包,准备休息。

“眼下还不能休息。”刘伯承参谋长说。“需要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从遵义逃出的黔军3个团,占领娄山关、桐梓,以屏障遵义。”

经与二师领导人商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四团。

当刘伯承向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交待任务时,耿、杨面带难色。

聂荣臻知道,他们觉得部队的思想工作难做。他理解他们的难处。指战员们一路过封锁线,钻连绵的大山,进入这样的城市,多想吃顿饱饭,饱饱眼福,可是进了城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出发。聂荣臻对杨成武说:“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耿、杨二人思想通了。经过做思想工作,他们集合起队伍出发了。

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靠什么鼓舞士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奋斗的目标并为之赴汤蹈火。聂荣臻从切身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是在王家烈部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一座豪华的住宅里召开的。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走廊,四周有围墙,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株古槐。会场设在楼上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里。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因为天冷,地板上还烧着一盆炭火。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聂荣臻和林彪。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为他作翻译。在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不少工作,使一些人思想通了。周恩来、王稼祥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30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会议由博古作主报告。他首先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对战争的失利强调了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李德连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瞎指挥,让聂荣臻很恼火。

与会者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承认博古、李德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会前和会中,凯丰三番五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被聂荣臻坚决拒绝。

聂荣臻从来不在大是大非面前搞折衷或者妥协。

关于尔后的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发言都建议打过长江去,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贵州人烟稀少,又毫无工作基础,建立根据地实属困难。而四川比较富裕,人又多又有第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四川军阀搞得民不聊生,只要发动群众就能站稳脚跟,大有作为;且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聂、刘的建议。后来因敌人堵截,张国焘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这项建议未能实现。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进行了3天。追兵在即,会议精神来不及向部队传达。1月19日,滚滚铁流又向前奔腾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