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 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 、9 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 、120 和129 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 )日本的战略进攻;(2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3 )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