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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从有活力的理想变成遗忘了的目标的日期。也许中国人对 于宪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诚实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协被视为背叛, 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 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推选徐世昌为总统 则是另一例。但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 原因之一也许是1922—1925年北京的种种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酷地暴露了 宪法伪装后面的派系政治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6 章)后不 久。直系(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成它领导下的全国统 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 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黎于1917年被张勋赶下 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 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 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 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 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他从最高法院 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政府债务的2 亿英镑 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8 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 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 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18日晚 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冲动地(也许 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他不能收回成命;内 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了“旧” 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发展关系并向有 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 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 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袖曹锟 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1922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以 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1923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 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 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1923年6 月6 日,4 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对内阁 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统府示威,索 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 交辞呈。6 月13日,正值192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变6 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 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 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约9 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 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 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数走散。 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 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 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 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 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 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 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 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险接待 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在北京,国 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选举仍于 10月5 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 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 收取5000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万元。 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辩论有 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1924年6 月在报 告中写的:“过去5 、6 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 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事 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北京,废黜了 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 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祺瑞被 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 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 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 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 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 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善后会 议于1925年2 月1 日召开。

在历时3 个月的会议上,160 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 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是 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 月3 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的规则和选举国 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 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 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 政变:1926年4 月9 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存在真 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 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 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 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 府的军队1928年6 月8 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居民回 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日租 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学和从事园艺。曹锟 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瑞)相对较穷——事实上, 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 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 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 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 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释是,管理政 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是,北京政府不过是 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 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分类:民国历史 书名:剑桥中华民国史 作者: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