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兵偷袭珍珠港，战火骤起太平洋；
东方雄州军情急，天降大任于斯将。
话说1941年12月7日清晨，这天正是个星期日。初升的太阳，推走了沉沉的夜幕，把一片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平洋环抱之中的夏威夷群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86艘各类舰船，停泊在瓦湖岛的珍珠港里，船上的水兵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刚刚从梦中醒来。昨天那个周末之夜，水兵们纷纷涌向火奴鲁鲁的酒吧、舞厅，到美酒和女郎中寻找欢乐，很晚才回到舰上。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少将约好了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中将，今天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他起了个大早，正在准备行装。
远在4000多公里以外的美国东海岸，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史迪威将军和夫人，正在他们卡梅尔的家里招待第3军参谋部的一批年轻军官。军官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便服，虽没有了军人的威严，但却透着年轻人的潇洒和活力，在他们的顶头上司面前也可以轻松随便一些。史迪威的家离海边不远，从楼上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太平洋蔚蓝色的海面，层层卷起的白色浪花，金黄色的沙滩尽收眼底，仿佛是一幅淡雅的油画。大家谈兴正浓，忽然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拿起电话，听到一位朋友激动而紧张的声音：“威妮，快点打开收音机。日本人正在袭击珍珠港。”夏威夷时间上午8点，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金梅尔将军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珍珠港遭袭击，这不是演习。”战争爆发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原来，正当美日谈判尚在华盛顿讨价还价之时，日本大本营即于11月5日分别向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下达命令，要求立即作好向美英等国开战的准备。11月下旬，担任偷袭珍珠港任务的日本特遣舰队，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完成编队；南方军属厂向南洋地区进攻的11个师团40万大军，也在华南、台湾和印度支那集结完毕。26日，日本特遣舰队悄悄驶向夏威夷群岛；12月4日，南方军运载登陆作战部队的大型运输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启航。
12月7日清晨7点40分，日军特遣舰队向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80多架飞机，将炸弹像雨点般地投向港湾里的舰船和陆地上的机场。30多艘日军潜艇悄悄潜入港内，用鱼雷向美舰发起攻击。不到两个小时，珍珠港内一片火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日军还对香港、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的美英军队发动了进攻。当天下午，东京时间已是12月8日11时40分，日本天皇发表了对美、英等国的《宣战诏书》，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史迪威面对着窗户，双手习惯地抱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海面上卷起的阵阵波涛。虽然他早已料定美日之战必不可免，但日本竟然如此大胆地扑向5000多公里以外的珍珠港，而且在如此遥远的航程中，美国竟然毫无察觉，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眉头紧锁，下意识地摇摇头。
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使美国的西海岸失去了海上屏障，保卫这一地区安全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陆军的肩上。史迪威指挥的第3军，负责从克雷森特城到墨西哥边境，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沿海的防务。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4集团军司令德威特中将领导的西部防御司令部之下的南部战区。这里离珍珠港最近，史迪威感到一种崇高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他立即派副官多恩少校去奥德堡要塞，通知部队取消训练进入警戒状态。随后，又打电话给军参谋长托马斯·赫恩上校，要他把休假和外出人员召回营地，并派出侦察部队，严密监视海面上的动静。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史迪威处在极度紧张和繁忙之中。尽管他十分肯定地相信，日军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但是整个美国西海岸门户洞开，使他不能不保持警觉，认真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当时的加州，集中了全国80％的航空工业，其他军火工业也占了很大份额，这是美国保存和挖掘战争潜力的重要基础。此外，还有广播电台、发电厂、造船厂、水库、堤坝、桥梁、隧道、油井、医院等等，这些重点目标都必须严加防守。史迪威抽调34个团的部队，一个个地安排好有关目标的警戒，并组建起完备的警报系统。
如此一来，南部战区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更加不敷分配。几天以后，第4集团军调来了一些增援部队，他开始调整和加强海岸防御。史迪威从来就看不惯海军的那股傲慢劲，这时海军也神气不起来了。圣迭戈的海军基地，只有几艘执行护卫任务的驱逐舰，万般无奈之中，只好请墨西哥派来5艘驱逐舰，帮助完成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巡逻任务。
陆军的武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弹药十分缺乏。如果万一发生战斗，轻武器弹药只够用几个小时，而炮弹则更少的可怜。史迪威打电话向陆军部报告，要求尽快给以补充。接电话的军官支支吾吾，没作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我们将尽力而为。”史迪威对这种敷衍塞责的答复气愤至极，他对着电话吼道：“你们尽力而为，老天爷！那他妈的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用棒球赶走旧本人吗？”几天后，弹药运来了，情况稍稍有所改善。
更让人恼火的是由于过度紧张而造成的慌乱。大战爆发以前，许多人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而战争一爆发，他们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直闹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耸人听闻的谣言不时地到处传播，一会儿是日本舰队逼近美国海岸了，一会儿是某处海域发现潜艇的潜望镜了，一会儿是日本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了……史迪威本来已经十分繁忙的工作，让这些捕风捉影的“警报”闹得更加难以应付。
12月9日，史迪威接到报告，说在旧金山至洛杉矾之间的海面上，发现一支由34艘舰船组成的“日本舰队”。事后查明，所谓“日本舰队”原来是蒙特雷市出海返回的14艘拖网渔船。
12月11日，史迪威接到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紧急电话，称“日本主力舰队距旧金山164英里。所有部队进入全面警戒”。史迪威急忙赶往埃利奥特营地的海军部队，找到沃格尔将军。海军派出一艘巡逻艇在海面上搜寻了一大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12月13日，西部防御司令部发来敌情通报，说洛杉矾将遭到空袭，正在考虑发布“空袭警报”。史迪威认为盲目发布“空袭警报”造成的恐慌和损失，不会小于一次真正的空袭。“司令部的高级人员，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因此，他决定不理睬所谓的“空袭警报”。
正当史迪威为部署西线防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在12月22日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陆军部情报处的布拉顿上校在电话里说，陆军总部要史迪威立刻动身赶到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不一会儿，刚刚晋升少将并准备出任第82师师长的布莱德雷又打来电话，向史迪威透露说，可能会让他出任这支远征军部队的司令官。
史迪威心里为之一震，这样他终于有机会来显示他那灵活多变的进攻战术了。他始终相信，只有进攻才能显示出军人的英勇机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这一段时间紧张忙乱的防御部署，实在让人厌烦透了。他匆匆地移交了手里的工作，然后驱车赶回卡梅尔的家里，向威妮和孩子们告别。圣诞节还有两天就要到了，但肩上的重任使他无法继续和家人团聚，幸好威妮已把圣诞节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他们提前过了这个节日。23日上午，他带着副官多恩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史迪威坐在螺旋桨式的运输机上，静静地思考着战争爆发半个月来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8艘战列舰被击沉或丧失战斗力，另外还损失了30多艘其他舰船，394架作战飞机被击毁击伤347架。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美军的200多架飞机，有一半以上被摧毁在地面上。12月10日，英国东方舰队仅有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无敌号”，被日军飞机炸沉在马来亚外海。日本海军以15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50艘巡洋舰、110艘驱逐舰、80多艘潜艇和1300多架作战飞机等强大实力，完全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地面战斗的情况也十分严峻。日本陆军的11个师团和近700架飞机，投入了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的进攻作战。12月8日，日军进驻泰国。12月13日，日军攻占九龙，随即攻入香港。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等地登陆的日军，进展也十分迅速。美、英军队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12月10日和22日，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关岛和威克岛，先后被日军攻占，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驻菲律宾美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德国和意大利也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遥相呼应，积极配合。12月11日，德、意根据日本的要求，对美国宣战。同一天，三国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宣称将共同使用一切手段，互相支持与合作，把对美、英等国的战争“进行到获得胜利为止”。
美国一直在尽力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但这种局面最终还是不可抗拒地出现了。特别是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更使美国面临着几乎灭顶的巨大压力。
想到这些，史迪威心情十分沉重。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确实要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他仍然充满了乐观和自信。他提笔给威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的前面会有一段黑暗的日子，但我确信我们会走出黑暗。这个国家刚刚缓慢地踏上征程，但他富有毅力和勇气，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24日下午，史迪威乘坐的飞机抵达华盛顿。华盛顿的街上戒备森严，气氛紧张。美英两国首脑和两国的三军参谋长正在这里举行联合作战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两天前，也就是史迪威接到陆军部通知的那一天召开的。罗斯福和丘吉尔为这次会议起了一个非常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阿卡迪亚”，也就是“世外桃源”的意思。美、英两国的政治和军事首脑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谋划着彻底摧毁法西斯轴心集团的作战方略。史迪威将要承担的使命，与这次会议有着直接关系。
史迪威向陆军部报到后，来到陆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在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现在是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不久前刚刚晋升为准将。他告诉史迪威，阿卡迪亚会议已根据去年美、英两国商定的原则，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日军暂取守势。美国根据这一战略正在拟定一项“黑色作战计划”，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陆军总部已决定由史迪威来指挥这次进攻战役。
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来担负这一任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国军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第二天，史迪威开始阅读各种文件，研究非洲战场情况，准备“黑色作战计划”的各项具体方案。但是，由于美、英两国在战役决心和作战目标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战场形势的急剧动荡，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双方不断发生争论，使得各项作战计划一直变化不定。根据丘吉尔的意见，美军的作战目标由达喀尔改到了离欧洲更近的卡萨布兰卡，“黑色作战计划”也被代号为“体育家”的新计划所取代。史迪威和一些参谋人员，随着首脑们战役决心的更改，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作战方案，包括“灰色计划”、“紫色计划”、“鸟计划”、“酒计划”，但一切都没有最后决定。
史迪威心绪烦乱，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已经变成了担心和忧虑。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而大西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尚未被德国完全控制。美军首先从西北非登陆，与东北非的英军汇合，尔后以非洲为基地向欧洲反攻，应当说在战略设想和战役决心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英国人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主要是想把美国尽早拖入欧洲战场，把他们身上的重负压到美国人肩上。罗斯福为了紧紧拉住英国人，不顾军方的种种反对意见，同意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以卡萨布兰卡为目标的“体育家”计划，并且准备在1942年春天就匆匆动手。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发泄着对罗斯福的不满。他把这位美国总统戏称为“我们的孩子”，认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被英国人玩弄的把戏所欺骗，“对英国人言听计从”，“把我们逼进了一项鲁莽而糟糕的计划之中”。史迪威认为，在战场形势变幻不定，兵力装备严重不足，海空军掩护毫无把握，后勤保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贸然派遣美军长途远征，其结局难以预料。美国已无力承受再一次失败的沉重打击，“万一失败，谁又愿意做这样一次行动的替罪羊呢”？
这时，史迪威已能经常见到马歇尔和史汀生了，他向两位陆军首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认为，美国应当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基本战略，同时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待拥有绝对制胜的把握，并赢得有利的作战时机时，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马歇尔和史汀生也有同感，但是，“罗斯福是个难以对付的家伙”。“最上层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海军帮’作出的”，他们两人也无法立即说服罗斯福改变主意。关于“体育家”作战计划的会议，仍在一次又一次的召开着。
此外，史迪威还焦虑地关注着太平洋战场，日本人的疯狂攻势像一团乌云，时时笼罩着他的心头。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英国守军向日军投降。翌年的1月2日，马尼拉失陷，驻菲美军退往巴丹半岛，处境十分危险。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马来亚的英军向新加坡方向退却。史迪威担心，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不等美国在大西洋发动攻势，亚洲和太平洋就已经成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他没有理由反对“欧洲第一”的战略，但是，目前对美国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实际上是亚洲的日本。陆军中不少人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扫清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有62％的美国公众赞成把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力量用于打击日本，只有25％的人支持首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
史迪威还想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在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达4年半之后，仍然不得不承担起牵制和消耗日本的主要任务。中国会怎样看待这个间题呢？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吗？1942年的元旦那天，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主张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提议在重庆召开对日作战问题的联合军事会议。他还特别召见一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要求美国出面制定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12月23日，阿卡迪亚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中国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美国陆军航空司令勃里特、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作为本国代表出席会议。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三国的“同盟关系”就出现了裂缝。中国为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主张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对日作战计划。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基本上支持中国的意见。但是英国却对中美两国心存介蒂，不愿让两国染指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因此，韦威尔蛮横地拒绝讨论一项全面的计划，只同意研究加强缅甸防御问题。
中国对英国素来就心存不满。自中国抗战以来，英国人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做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1938年，英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中国的关税收入转存日本银行；1939年，英、日达成初步协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1940年，英国先是将中国政府在天津的存银5369万元交给了日本人，后来又封闭了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这次会前不久，驻缅甸的英军又在仰光劫夺了美国援华的150辆卡车和一批武器弹药。现在英国人还是只顾自己保卫缅甸，丝毫不顾及同盟国的利益。
蒋介石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悦，面露温色地说：“讨论来，讨论去，都只谈保卫缅甸，没听见一句支援中国战场的话。不知英、美两国以后是否还支持中国抗战？”何应钦也随声附和着委员长，怒气冲冲地说：“中国愿将在缅甸的所有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撤回中国驻缅甸人员，停止中、英、缅的一切合作。”
美国代表见状，急忙出面调解。勃里特一面大谈一旦缅甸落入敌手，美国的租借物资也将无法运抵中国；一面又提出建议，将“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写入会议文件。蒋介石也深知确保滇缅路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清楚难以说服英国，只好作出让步。会议终于达成了一项以保卫缅甸为主要内容的“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两天以后，何应钦和韦威尔又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重庆会议的风波传到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虽然把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放在第一位，但对拉住中国也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战场能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住日军，那就会大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压力。中英关系的不睦，特别是英国对华的轻视态度，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史汀生对英国人传统的傲慢和骄横深为反感。他批评韦威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马歇尔直接给韦威尔拍去一封电报，充满忧虑地指出，日本正在利用香港、马尼拉等英、美殖民地的陷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西方特权的宣传攻势，企图以此来瓦解中国的抵抗。因此，应当让中国增强对英美的信任，理解英美的诚意，“使他们确信我们在远东有着共同的目标”。罗斯福甚至曾要求丘吉尔把韦威尔从那里调走，以平息蒋介石的不满。
在极力弥合中英关系的同时，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蒋介石的抗战热情。12月29日，马歇尔向阿卡迪亚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并在中国成立盟军的联合作战参谋部。丘吉尔最初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在目前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但罗斯福最终还是说服了他。第二天，罗斯福把这一安排电告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要罗斯福派出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1942年1月1日，26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根据美国的意见和安排，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列于美、英、苏之后，在宣言上领衔签名。丘吉尔虽然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反对此事，但心里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后来给韦威尔的一封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应该让你明白美国的观点在很多美国人的脑子里，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中国’。”
阿卡迪亚会议关于“体育家”计划的讨论仍在继续，史迪威的注意力还不得不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和北非战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1月13日，史迪威综合各种意见，起草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文件，列举了不宜立即实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英国人坚持要美国实行这一计划的立场也在发生动摇，因为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发动的进攻遭到挫折，隆美尔已准备指挥德、意联军发起反攻。1月14日，也就是阿卡迪亚会议的最后一天，美英两国的军政首脑终于决定暂时取消“体育家”计划。
史迪威为“体育家”计划整整忙碌了20天，还没有来得及松弛一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如同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又落到了他的肩上。阿卡迪亚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陆军部长史汀生约他到家里个别谈话。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两个星期以前，史迪威就从马歇尔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但当时确定的人选是第1集团军总司令德鲁姆中将。德鲁姆是陆军中的元老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的总参谋长。他狂妄自大、桀骛不驯，对参谋长马歇尔曾屡有不恭。派他去中国，既可以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又可以使马歇尔摆脱掉这个难以驾驭的家伙。史迪威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德鲁姆都是个合适的人选。”他的副官多恩更是风趣地说：“蒋介石是个自命不凡的人，那就让我们给他派一个最自命不凡的家伙吧！”但是，当德鲁姆听说不会向中国派遣美国军队时，他拒绝承担这一任务。
史汀生让史迪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他对中国的看法。史迪威认为，目前问题的关键是蒋介石能否把中国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一名美国军官。他十分了解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严密控制，担心难以做到这一点；而没有指挥权，手下又无美国军队的空头参谋长将一事无成。史汀生告诉他，蒋介石已同意交出部分军队由美国人指挥，当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答应了这一要求。他问史迪威对担负这项任务有什么想法，史迪威虽心存顾虑，但仍然表示：“我听从调遣。”
年已75岁的陆军部长对史迪威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他对中国了如指掌，在半个小时里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史汀生欣慰地感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将来的难题。”他决定向马歇尔提议，把史迪威派往中国。
马歇尔并非没有考虑过史迪威，但他认为像史迪威这样的优秀军官，应该去指挥美军最重要的进攻战役。现在“体育家”计划取消了，德鲁姆又拒绝受命，马歇尔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史迪威。16日，他找史迪威谈话，征求了他对出使中国的意见。马歇尔把一些有关的文件交给史迪威，对他说：“你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同盟国的关系，消除分歧，监管滇缅路运输，同时使中国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争取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总体的作战任务。美国会在经济上和装备上给予大力支持。”他问史迪威，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来？史迪威担心的仍是指挥权问题，认为只要有指挥权，这些事情都是不难办好的，他希望能就此问题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马歇尔表示，会向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并告诉史迪威，如果他出任这一职务，将会被晋升为中将军衔。
随后，美国就史迪威的使命正式与中方交涉。1月19日，史汀生约见宋子文，向他通报了美方准备派史迪威赴华的决定，并详细提出了史迪威所应享有的职权。主要是：第一，监督和管理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与使用；第二，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经指定的中国军队；第三，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第四，管理和改善中国境内的滇缅路运输。为使中国能接受这些要求，史汀生表示将增加华南和缅甸地区的美国空军，并向所有交由美方指挥的中国军队提供全部武器装备。
蒋介石把手中的军队看作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人，但是，美国人手里也握有两张他梦寐以求的王牌，这就是空军力量和美械装备。1月22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一面对史迪威来华“甚表欢迎”；一面要求宋子文再向美方申明“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也”。次日，宋子文将蒋介石的复电内容函告史汀生，算是对美方作出了正式答复。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召见史迪威，将这一最后决定告诉了他，并与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史迪威虽然觉得自己像个“烤熟的山羊”终于被送上了祭坛，但还是立即着手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认真研究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文件，详细了解了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情况，以及缅甸的情况，并且与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的各部门取得联系。
史迪威深深感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为他赴华使命的最紧迫问题，是关于缅甸的防御。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运输，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保持这一运输通道畅通，才能支援和推动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但是，缅甸战局正处于危险之中。1月20日，已占领泰国的日本第15军以第33、第55师团越过泰缅边境，攻入缅甸南部。驻缅英军兵力薄弱，斗志涣散，无力抵挡日军攻势。中英两国虽签订有“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在协防缅甸问题上却是困难重重。
早在一个月前的中英美三国重庆会议上，蒋介石就提出要派遣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但是，傲慢的韦威尔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用轻蔑的口气说：“要中国人来保卫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蒋介石只好命令已经开始动员的中国军队。暂勿入缅”。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入慌了手脚，急忙向中国求援，但却坚持要把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国人指挥。蒋介石虽然保卫缅甸心切，但决不愿受制于英国人。他之所以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入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用美国人对付英国人。史迪威的面前不仅有严重的敌情和战争，而且面临着同盟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1月29日，史汀生和宋子文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同一天，美国公开宣布了史迪威的赴华使命。像是为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陆军部还准备通过海运，向中国派去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教会他们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向他们传播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史迪威进入了最后的准备。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织了随行的参谋班子。第3军参谋长赫恩准将和步兵主任赛伯特准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原在步兵第15团工作过的军官怀曼上校和博特纳上校，也调到了他的身边。军事情报处的中国科科长罗伯茨上校，担任了参谋班子的情报处长。出生于四川，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戴维斯，被借调来担任政治军官。多恩上校继续做他的副官，另外，还调来了一位年轻的夏威夷华人迪克·扬上尉。这个由35人组成的参谋班子，成为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国军队。
出发之前，罗斯福总统于2月9日中午亲自召见了史迪威，他总喜欢表现得比别人更了解、更重视、更关心中国，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触，其实这主要是美国的战略需要。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人屈服了，你想想那会发生什么？那会有多少个日军师团腾出手来，他们会攻占澳大利亚，唾手可得地夺取印度，直接冲向中东……。那将是日本和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他们将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师，彻底切断俄国的对外联系，把埃及孤立起来，封锁地中海的全部航道。那时候美国还能干些什么呢？”
史迪威是第一次与总统会面，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荣幸，因为他对罗斯福没有什么好感。史迪威倾向于共和党人，对这位民主党的总统怀有政治上的抵触情绪。同时，罗斯福是海军出身，史迪威认为他总是“把海军视为掌上明珠，而把陆军当作后娘养的”。此外，罗斯福夸夸其谈，从不容别人插嘴的习惯，也使沉默寡言，绝不多说一句废话的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
他们这次20分钟的会面像往常一样，由罗斯福滔滔不绝的谈话垄断了几乎全部时间。史迪威觉得他讲话的样子像是对选民发表政见演说，是“漫无边际的奢谈”和“一大堆空话”。罗斯福并不想听听史迪威的看法和建议，也不想了解这位史汀生和马歇尔十分赏识的陆军将领。本来他们两个人对中国是抱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的，如果他们加深一点儿互相了解，或许能够在对华问题上达成更加一致的基础，但是，这个机会失去了，这给史迪威的赴华使命留下了严重后患。
史迪威好不容易找个空子，向罗斯福问了一句：“总统是否有信要带给蒋介石？”事先他通过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要求，希望罗斯福能给蒋介石写一封私人信件。显然，罗斯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摇摇头，稍稍停顿了一下，想找出几句振奋人心的话来结束他们的会面。他说：“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复全部失地。”
两天以后，即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飞向中国的航程。两年多以前，他乘船横渡太平洋，从中国回到美国，那时太平洋还保持着宁静，现在即使是飞机也不敢从太平洋上空飞过了。欧洲和北非的上空也不安全，他只有绕道南美飞越南大西洋，穿过非洲再转向东方。史迪威的心清很不平静，自从受命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许多疑团，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模糊不定的任务性质，无法预料的条件和形势，这一切都造成了沉重的思想压力。中国人会积极行动吗？他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英国佬愿不愿同我们合作？”正是：名将未成“体育家”，终作“祭品”来中华；力挽强弓欲射日，旁顾左右箭难发。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