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 。丁默 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为了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不是羞与为伍吗?”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选举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这时，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9月初，在汪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 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1）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 为中央常务委员;（2）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5）以丁默 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作”。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最为日方重视和寄予厚望，是日本为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模式”而进行的主要活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军部代表铃木卓尔和中方代表、据称是宋子文之弟的宋子良在香港秘密会见。次年3月上旬，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
据日方资料记载:双方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默然态度”。关于驻兵问题，中方“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军计划”。关于汪精卫政府，中方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随即休会，并约定4月15日举行正式会议。为此，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曾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提议，将汪政府成立日期推迟至4月15日。后因中方提议将正式会议推迟至4月15日以后举行，日方怀疑香港会谈系中方阻止汪政权建立的谋略，乃决定仍让汪政权于3月30日成立，使日方期望的“事前合流模式”宣告失败。
11月1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与日寇梅机关影佐、犬养等举行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关于谈判情况，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与《乱流》中回忆说:
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路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共匪”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次日清晨，早餐之后，陈璧君再约我谈话。她告知我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夫妇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路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影佐祯昭立刻知道这些消息，马上到愚园路来见汪。汪表示迁居并发表声明的意思。汪说一句，影佐在日记本上抄一句。他抄到最后一段谈话，两行眼泪直落在日记本上。汪说完了，影佐说道:“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
法租界捕房当日调动巡捕二百人，散布福履理路周围，预为汪迁移时，做必要的警备。但是汪召集会议，说明了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道:“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我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次日早餐之后，陈璧君对我说:“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等他到上海再说。昨天的话暂时搁起。”11月16日，影佐带着修正案到东京，11月20日，在兴亚院会集了武藤军务局长、阿部胜雄海军省军务局长、铃木贞一兴亚院政务部长、堀内干城外务省东亚局长作成修正案，这里决定下来的日本让步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防共驻兵关系———维持原案
驻兵地点不写明。无从预测将来共军会进入到哪些地方，因此，驻屯地点不能预定。说明在今后认清形势时决定之。
二、铁路
原则上认作国有国营。但对于军事上为必要的铁路，做委托经营。
三、蒙疆、华北等行政机构———承认汪案原则上认作为置于中央政府统制下。四、治安驻兵关系———加入期限
日本于和平恢复后，认为治安确立之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区以外的军队;二年以内撤退完毕。
影佐返回南京，交涉到此已无进展，11月25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强硬派占了优势，显示出拒绝态度，说是在看到全部悬案事项总括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汪精卫以沉痛面色向影佐少将提出: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
尽管内部反对的声音不断，汪精卫和陈璧君最终还是上了贼船，个中原因在1940年1月15日陶希圣致胡适函中可见:“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察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为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家属尚沦上海，而希与汪先生相从多年，未欲背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留函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希不敏，更不肯干出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意。”
除高宗武、陶希圣外，陈公博对于汪精卫对于日本人的过多让步，以及整个日、汪调整关系协约也表示强烈不满。一次，在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对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这使陈公博更为恼怒，他把影佐的话报告汪精卫，并希望汪氏慎重，汪却只是忿然，但并不改变其既定计划。”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条约和秘密协定。陈公博不愿在此协议上签字，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经长达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汪在卖身契上签字。12月31日，日、汪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并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抗战期间，曾协助国民党军统同汪伪特工进行斗争。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 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月1日早，她打电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称: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敬颂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
高、陶揭露密约后，当时在沪的人只有陈璧君和陈春圃。陈璧君叫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叫胡兰成代陈春圃拟谈话稿，谓:“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又谓:“汪先生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和平条件终有公布之一日，幸勿听信受渝方运动而蓄意破坏和平运动者之谣言也。”
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那天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陈璧君自己改正，我因向陈璧君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陈璧君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高、陶事件对于汪记集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在青岛的汪精卫闻知这一消息，汪的热血沸腾了。他说:“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讲的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我的同志。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1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及代表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及代表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分赃谈判。李守信于1月23日上午在青岛迎宾馆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于谈笑声中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合流”;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去年8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可好，住了三天就 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时，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大楼前的留影。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
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 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 当社会部长，而由“公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练健美时的留影。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3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汪精卫宣誓就任伪政权的“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
这天上午9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鄙人等并愿借此机会，以满腔诚意，祝贵国朝野人士之幸福。”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于8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月5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这表明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的《艳电》的手迹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