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3.10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小组”是在一九二○年八月成立的。如果说,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是沈泽民,二十岁。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施存统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达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一九二○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力子在一九六一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六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袁振英的回忆》,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早期组织”)。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主义小组概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还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