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早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就曾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８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这一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以后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蒋介石首次阐发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
这一计划虽然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相应的计划,但毕竟是已考虑到在敌强我弱,既要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作战计划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战争的严重局势估计不足，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基础和持久抗战的充分准备，又认为依赖国际干涉可以尽快结束战争，所以从“七.七”抗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是以阵地战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战，而在战略上则是幻想迅速结束战争。抗战开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阵地防御作战。
1937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在华北与华东两个方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苦苦支撑了5个多月的全面抗战，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妄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同时，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被日军所占领。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整补。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国际社会普遍比较悲观。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在1937年12月30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即使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中国只能勉强支持6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最多只有4个月而已。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国民党政府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两国交战，交战一方政府不仅不宣战，反而否认另一方政府的存在，这既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狂妄，也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事实上，日本人既否认国民政府，又拿继续军事行动威胁国民政府，其用意无非是要中国停止抵抗，举手投降。但蒋介石心里明白，此刻投降，那他和他的国民政府，立刻就会被中国千百万民众和各党派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降低投降条件，他试过，可日本人不答应。所以他所能选择的只有继续抗战一条。要说抗战，蒋介石并不像他的副手汪精卫那么悲观。汪精卫总认为中国再战必亡。可蒋介石向来把汪的话当做文人之言。他心里清楚日本人的底牌，他更清楚已无兵可派的日本人要把他的200多万人歼灭，那不过是痴人说梦。只要能在这关键时刻顶住，随着日本人的消耗，国际社会的干预，甚至西方国家的参战，那失败的结局一定属于日本，而不是他蒋介石。
因此，在南京失陷后的３个月里，蒋介石政府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任何“和平”倡议。人民，特别是敌人后方的人民，开始积极参加抗战。游击队的活动日益扩大，对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经过半年的抗战，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又接受了华北、淞沪、南京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可见，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才真正开始实施持久消耗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