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草创之时，蒋介石耍了手腕当上了校长，而后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的陈果夫，帮他代办制服和军用品。不久又让陈果夫帮助买一些马匹。为替蒋介石效力，陈果夫在上海为蒋介石网罗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蒋校长的青睐。
孙中山对陈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誓师，打回了广东。1921年，这支队伍攻入广西，旧桂系陆荣廷势力垮台，陆荣廷被迫出洋。
孙中山自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广州后，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立即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旧桂系垮台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进。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催促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并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分路出师北伐。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远离后方，不顾后果的作战计划，也亏得孙中山能想得出来。这个计划马上遭到陈炯明的反对。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如日中天，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刺杀了粤军中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实力人物粤军参谋长邓铿，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这使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计划，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孙中山于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移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态度，陈炯明向孙中山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于4月20日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三项任职，专任没有实权的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为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孙中山趁势赶陈炯明下台，孙陈矛盾一下便激化起来。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陈炯明表面服从，离开广州，返回其老家惠州，但暗地里在粤军中加紧了活动。
孙中山迫陈炯明下台，本以为他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敢反抗。所以于1922年5月6日，亲赴韶关督师，并于5月8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辉，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5月末6月初，北伐军接连攻克龙南、元镇、赣州、吉安，江西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走。
陈炯明毫无反抗地服从孙中山，本是另有所图。当看到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远离广州，牵制于江西战场，立即下令自己的亲信叶举等率粤军50营全部开进广州，控制广州城，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转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突围，17日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处在前后受敌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企图回师广州。但此时北伐军第一师宣布支持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在风雨飘摇中于8月9日离开了广州水面。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使孙中山数年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过类似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对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而烦恼已极。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末及今后方针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人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陈炯明不想让蒋介石在粤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一再给蒋介石发电，要他回去“共赴时难”，有他的活干；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赶蒋介石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他1922年4月23日最后一次辞去第二军参谋长时，还是光杆一人。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宠信异常，视之为民元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国民党中，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权力欲旺盛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广东独立后，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对此大为不满。1920年陈炯明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权倾一时，但陈炯明并未以此为满足。
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激化，是由于对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定两广之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广州，随后到广西南宁会见陈炯明，和他讨论粤军参加北伐的问题，发现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颇具异议。由于此时陈炯明很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从南宁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觉得自己夹在孙陈两个巨头之间，处境尴尬，蒋介石不能不向孙中山如实汇报自己对陈炯明的看法，而汇报了又不见得取信于孙中山。于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随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老家溪口，免得两头不讨好。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明能够完全掌握粤军，必不听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讨伐陈炯明”。1922年4月23日，蒋介石离开广东后，于5月25日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对陈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广州表示担心，强调要“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声称“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并说：“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
6月1日，当孙中山带部分卫队返回广州时，也发现了陈炯明有兵变迹象，但他除发电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其前往广州外，并没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知道孙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既不拒绝，也不复电，静观时变。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上永丰舰，他才急从上海赴广州，在白鹅潭上指挥海军和陈炯明对峙了50余天。陈炯明的叛变，使蒋介石得到了一次“临危赴难”的表现机会，更加受到孙中山的信赖。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对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请蒋介石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介石发电，该公文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ZI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为此，蒋介石觉得他又是“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行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介石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大大了一点，他这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陈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校长蒋介石电邀陈果夫赴粤，未往。是年九十月间，蒋校长命陈果夫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陈果夫说：“民国13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便宜1／5至1／3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那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了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较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有了这次经验，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从上面两件事看来．可见海关与码头上的情形。所以我们虽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还有些东西，我们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买的，由香港运到广州去交货。广州与香港之间，交通非常便利，应当由广州到香港定货，较为便宜，而不料k海定买香港货，在广州交割，反而比在广州或香港定货，便宜1／5的价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其事。陈果夫说：“到厂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100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为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人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运员押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是原来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峰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少，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连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的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担任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立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数百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ZI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仅负责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情形。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任招生委员。
其时，蒋介石率军校学生及教导团东征，部队需要人才，故来上海投考军校者，只须缴验证明文件，认为程度相当，即每人发给旅费12元，自行前往广州报到。至军校第四期招生时，蒋介石派第一期学生王仲廉、郭剑鸣等到沪，帮同办理招生事宜。报名处设干环龙路44号，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大学。陈果夫说：“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不幸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被闸北警察发现，将学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无关紧要，所以也可算完满结束。四处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甚少，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东征需要马匹，所以蒋介石电命陈果夫在上海买马。本来上海那个地方，并不是买马的地方，采办很不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吴艺汀对此道，平素很熟，打听得跑马厅当局，向外面买来的马，有一部分，因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价出卖，这种马恰恰适合需要，陈果夫就找了一位识马的人，选买了19匹。第二次，蒋介石要采买驴子，比较上就有些困难了，不过为数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认识了门径，尚不难办到，一共买了三批，总数50几匹，买马及驴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装船问题。大多数商船，都不愿招揽这笔生意，每匹马或驴子的运费，本就不小，还要加上它的装运木笼租费，每只就要四五两银子之多，好容易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这些马和驴子全部装走。
广东方面，又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陈果夫奉蒋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陈果夫说：“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当时我们的计划，预备筹建一个兵工厂，在三个月之内完工，三个月之内制造迫击炮100尊。这个计划，后来居然给我们做成功。其间曾养甫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时由上海买的机器，运到关上，因恐英国关员留难，不能如期开工，乃由养甫率领了几只兵舰，趁那商船进口的时候，在虎门把机器截了来。讲到那制造迫击炮的人，倒确实内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人，不数天给某厂请去了，我发给他的川资也不缴还。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20余人，我不能记下每一个人的姓名。总之，有些是现在赫赫有名的，也有已经成仁者，当时都发给川资，送往广东。”
陈果夫在上海协助建军，招兵买马，采办军用品，经费很感困难，所以用钱非常节省。陈果夫说：“14年底到15年初校长东征时，由各地来到上海的新兵，非常拥挤。其时有海员罢工风潮，航运不通，无法输送，若是遣散，又觉太可惜，维持现状，又是要钱。那时广东汇来的钱，已经用完了。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差不多也借完了。我个人的信用又有限，所以连校长家里预备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就急电校长，请示办法。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其实他的折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作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次回电嘱不必着急，他说：‘我自有办法，5号一定可以占领汕头，6号就汇款子来。’当时我接到这电报，觉得距离5号，还有10天之久，那能断得这么准确。但是我接到了这电报，胆子却大了不少，并且敢向钱庄上的朋友，再开口商量一笔半月归还的数千元借款。因为一般朋友，对我的信用还好，不到半天就成功。后来5号那天，果然占领了汕头，第二天就汇了款来，丝毫不爽，使我最后一笔借款得以提前归还，更坚定了我的信用。校长这种先见之明，实在是值得我们敬服的。”
陈果夫为了省钱，只雨天坐黄包车，平时都跳电车；只用一个助理，一切开支十分俭省。陈果夫说：“戴任扶老先生年纪虽已60几岁，然而精神非常焕发，对于招兵事情，奔走颇为热心，无论到那里，从不曾坐过一次汽车，也不常坐黄包车，有时还用两腿跑路，比较远的地方，才偶坐一二次车子。有一次，我在乘电车时，看见他挤在人堆中跳电车，我看见他这样冒险，非常担心，就上前去劝阻他，他老先生听我说他年纪老了，就马上表示不服老的样子。他说：‘你能跳电车，我就不能跳吗’？又说：你既不坐黄包车，自然我也不好坐黄包车，只得跳电车了。因此，我和他约定，凡属雨天，我们俩都坐黄包车。那时我们的经费，并不充裕，所以愈省愈好，我的机关里，只用陈振海一人做助理，平时间的公费和一切开支，都很简省，与其他招兵机关不同。”
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流氓乱敲竹杠，巡捕必须打点，码头工人要小费，北洋军阀的官兵，竟抢东西。陈果夫说：“上海码头上的一班流氓，知道我们送出去的，多是招来的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费，每名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三角。同时，巡捕房方面，包打听、巡捕等等，平时暗中帮忙，也要酬谢些钱。我们当时曾由周少游结纳了一位包探王宪章，帮忙打招呼，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破费也不少。久而久之，我们发生的事日多，码头上的人，欲望也随着一天大一天，每名收费涨到五角钱以上。这样一来，就难应付。其时刚巧张宗昌到了上海，我就利用李徽五的关系，请他帮助，又托李徽五介绍与姓常的警察厅长见了一次面，又亲自去找上海县李县长，于是在中国地界小东门里，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就说是招募工人。同时，又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进行非常顺利。不料一个月后，张宗昌宪兵换了防，对于后任的宪兵队长，未及联络招呼，他们一打听我们那里是个招兵机关，认为这是可以敲诈的机会，就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捕不着主要人，就把我们的新兵与管理员，一起赶走，一切东西，抢个精光，甚至有几个人，急忙中来不及套上外衣的，也被赶了出去。这样一来，中国地界站不住足了，不得不‘回到租界去。码头上的流氓，得了这消息，格外大涨其价，每人要缴一元的小费，方肯放行，几次商量，没有效果，只得照付。后来电告校长，到15年春，校长派了杨啸天先生来，索性不做下层工作，去和黄金荣商洽。那时广东方面情势，渐渐转好起来，租界当局，也不取干涉态度，竟至让我们在朱葆三路平安旅社，包一个四层楼面驻新兵，上船去可以带着大队走，一直办到16年为止。”
最使陈果夫头痛的事是碰到一个姓金的招兵委员，不断敲索，这种人实为当年“兵油子”的头儿。陈果夫说：“有一个姓金的招兵员，是由赵君找来的，曾命他在浙西招收一班退伍的兵，但是他招来的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广东屡次来电，嘱咐停止招收，可是他仍不断的送了来。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金某在某处探得我家里的地址，就带了几个人来找我，意在敲索。当时来势汹汹，本人因为没有钱，遂置之不理，他也就无可奈何，悻悻而去。这一走之后，明知他必不肯干休，我遂离开了住宅，搬到季陶办事处去住，一面托原介绍人向金理论，结果他还是雇了许多人到我家里来滋扰，我不得已想了一个办法，就远去杭州，住在杭州西湖饭店，写信请其到杭州来理论取款。因为那时孙传芳对于招兵的人，查缉很严，我和金的名字，他都知道，这金自己对我说过。我冒险到杭州，料想金是一个表面强硬，内心懦弱的人，决不敢前来，那时我另找一位姓竺的朋友，出面和他理论，因竺有点实力，金又不敢到杭州来，所以不久就平服下去。”
1926年3月，陈果夫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参加革命北伐工作，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啸天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