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中央北上来到黑县的芦花，于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说：“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
徐向前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都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红军有了大的胜利和发展。对于不足之处，毛泽东说，退出鄂豫皖是正确的，退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说，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博古最后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
看来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上旬，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他在会上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要求政治局增补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为了团结，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国焘仍然向徐向前表示对中央不满。徐向前说：
“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40多天，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第五、九军团和第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由徐向前、陈浩昌率领第一、三军团和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向班佑进发。
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从草地边向草地中心望去，像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红军在草地行军，极端艰苦，由于不断受到风雨、寒冷、饥饿侵袭，指战员体力渐渐地衰竭下来，有些战士四肢无力，举不起步，有的倒了下去。残酷无情的草地，夺走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右路军经过6天6夜才走出草地，来到班佑、巴西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100余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徐向前命30军为主攻部队、4军为助攻部队，攻打包座。从31日下午战斗打响，激战至夜半，总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1500长短枪枝、轻机枪50余挺及大批供养。此次战役不仅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而且使敌军逡巡不前，不敢孤军冒进。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此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
不料，在阿坝的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葛曲河水陡涨，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部队缺粮，坐待自毙。部队北上，恐亦多阻碍，右路军须即南下。”
徐向前、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突然变化，甚感焦虑。徐向前说：“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
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当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立下决心，在阿坝、草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以朱、张名义电令徐、陈：“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徐、陈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把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不同意右路军南下，再电张国焘：“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张国焘电复徐、陈并转中央，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抗上，陈昌浩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又听彭德怀说，张国焘可能会依靠优势兵力搞阴谋，他曾派人给彭送去银元，企图拉拢彭德怀，反对北上。是时，1军团已北进到俄界，为了防止万一，彭德怀派1个团隐蔽在中央军委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陈昌浩领四方面军解散3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说：“不可扣押人质。”
毛泽东立即到徐向前住处，试探性问道：“向前同志，你们的意见怎样？”
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遂告辞而归。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决定，连夜率3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北上。叶剑英避开了陈昌浩、率军委二局随3军团北上。
次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有人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徐、陈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何畏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他们走？”
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前面又有人打来电话问：“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你看怎么办？”
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
毛泽东和朱德走在北进的3军团后尾，便于应付情况。几人奉命追来，要部队停止北上。毛泽东要彭德怀打个收条给他们，收条上写：“我们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陈昌浩当时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
9月12日，红1、3军团在俄界会合。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部分同志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毛泽东说：
“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他率领的那几万红军就不好办了，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会议还作出决定：将1、3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同时决定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彪、王稼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问题。陕甘支队计有8000余人。
陕甘支队和中央军委纵队由俄界迅速北上。国民党军鲁大昌部驻守甘南的“天险门户”腊子口。红军必须迅速地通过腊子口。是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杨士司的2万骑兵已向腊子口附近运动，朱绍良、马步芳的部队正向腊子口和西兰公路奔来。腊子口处于两座高山之间的悬崖峭壁之下，下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鲁大昌部在桥头筑有坚固的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
先锋红4团与腊子口敌人激战半日一夜，未克。团长王开湘率2个连和侦察队、信号组组成迂回部队，攀登悬崖峭壁，包抄敌人后路，团政委杨成武率2营担任正面强攻任务，前后夹击。敌人惊慌地甩下枪枝逃窜。红四团突破腊子口，乘胜追击。
9月18日，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陕甘支队编为3个纵队。
蒋介石在红军前往陕北的路上集结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二三十万人堵击阻截。毛泽东声东击西，决定红军向天水佯动。敌人害怕红军东取天水，威胁西安，忙将主力向天水一带集结，同时调兵占领渭河南岸的武山、漳县，防止红军渡河北进。毛泽东见敌人已上钩，则乘机转道北进，以每天行军100里速度，出其不意占领渭河附近的鸳鸯嘴，渡河北上，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置于背后。
红军渡过渭河后，蒋军毛炳文部追了过来。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彭德怀问：
“老毛，你看怎样？”
毛泽东泰然一笑：“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再追。”
果然不出所料，红军放了几枪，敌军蹲在河边，不敢来追。
红军突破渭河封锁线后，经过十几天急行军，又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挺进到六盘山下。
蒋介石慌忙调胡宗南、马鸿逵和东北军在六盘山布设封锁线，妄图凭借“峰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里”的六盘山，阻挡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彭德怀、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使增援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逃命。红军在青石嘴伏击敌人，缴获300多匹马，10余马车弹药以及大量被服。
红军经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是时，陕甘边特委派人前来吴起镇迎接中央。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尾追不舍的敌军骑兵追了上来。彭、毛决定给敌人一次有力的打击，于是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区，设下埋伏。
尾追而来的敌人是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部队。10月21日，马鸿宾部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后，即遭到红军猛烈袭击。敌人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敌骑顿时向左侧溃逃，企图向东北军靠拢。何柱国部的骑兵师刚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骑兵人慌马惊，自相践踏，不战自溃。这一仗，使敌人再也不敢贸然在红军后面跟踪追击了。
11月初，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甘泉附近的象鼻子湾，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
15军团的领导人是徐海东、程子华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徐海东等关于当前敌情和15军团作战情况的报告。
原来，红15军团是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陕甘边红26军、27军和徐海东、程子华从鄂豫皖带来的红25军合编组成的。
早在30年代前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和陕甘边发动武装起义，创立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尔后，两块根据地建立联系，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把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红25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红25军的74、75师、军部特务营和地方武装。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两个师，7000余人。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随后，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3年3月，红军28军政委王平章在战斗中牺牲；4月，红28军与红25军合编，两军合编后称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全军约1．3万人。后来红25军副军长廖荣坤及一些师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同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25军在向优势敌军的残酷进攻中，受到严重的损失。
1934年2月，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程子华于9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决定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边界的山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时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红25军进行了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人。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突破蒋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转战到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地区。
红25军在入陕后的5个月中，建立了5个县的革命政权。军队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7月中旬，红25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与陕甘边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北上。陕南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坚持游击斗争。7月16日，红25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红25军先后攻下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兴隆镇、隆德、平凉白水镇，在西兰公路上同敌人周旋17天。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9月上旬，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打退尾追的敌骑兵，沿陕甘边山区兼程北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16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平镇，终于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会师后，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红27军3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
张学良下野后去德国、意大利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便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红军经过长征转入西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调遣，率领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1935年9月，张学良抵西安，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子力等，对张学良很尊重，交往频繁。
蒋介石又命阎锡山配合东北军向陕北发动夹击。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颇费心机。1934年9月，蒋从南昌跑到太原与阎锡山见面。蒋希望阎同意派遣晋军去陕北，帮助高桂滋、井岳秀“围剿”红军刘志丹。而阎则借机向蒋要钱要武器，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协议。随后，蒋阎一起进餐，蒋向阎打听去河边村的道路，表示立即去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老父阎书堂。阎锡山听罢“啊”了声，半天未说话，心想蒋还有这个打算，惊惑不安。
次日，蒋、阎驰车来到河边村。阎书堂领家人急急出门迎接，蒋介石毕恭毕敬地站在阎老头面前，脱下礼帽，口称老伯，并一连行了3个鞠躬。
阎书堂对蒋介石说：“锡山不肖，请委员长多加指教。”
蒋说：“哪里，哪里！”
3个月后，阎书堂因患脑溢血死去，蒋介石下令拨发“治丧费”10万元，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河边村致祭，蒋亲书挽联：“德昭颜训，勋业付儿曹，多士讴歌思元老；数备箕畴，声名垂党国，吾公福命是神仙。”
蒋介石集中东北军、中央军、西北军和晋军“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刘志丹采取集中兵力，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在东线歼灭入陕晋军1个团又4个连，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以东地区。
1935年10月上旬，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红15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在甘泉县劳山地区歼张学良东北军第110师。尔后，乘胜南下，于10月下旬，又在甘泉以南的榆林桥，歼灭东北军107师的4个营，活捉团长高福源。
张学良又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发动新的进攻。张学良企图把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乘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夹击和歼灭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在1个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红军再次改编，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改编为1军团；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编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
中央领导重新分工，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