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八七会议，因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党的主要方针：一是更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是纠正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是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会议还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瞿秋白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它结束了党中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党拯救了出来。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近6万人，至八七会议前仅剩下万名党员，而且北方党员说，假若中央迟改变策略和方针一个月，我们都散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和独立自主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鼓舞了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来到汉口，当天晚上就同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张国焘以及瞿秋白晤淡，张国焘同罗米那兹发生了争吵，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进行调解。事后，罗米那兹同瞿秋白进行了一次长谈，瞿秋白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前正在紧急商议的挽救革命的计划。次日，他们三人继续晤谈，商议南昌起义，召开紧急会议问题。随后瞿秋白受临时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八七会议准备工作，他同李维汉、张太雷、罗米那兹一起，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其他会议文件。
瞿秋白是江南名城常州市人，1899年1月出生，其父能诗善画，精通医道，但却长期没有工作和收入，瞿家这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很快破落下来，依靠亲戚的接济和典卖过日子。瞿秋白幼儿时就接受母亲的文化教育。6岁时就能背诵许多诗词。7岁时上小学，老师是一位老举人。12岁时小学未毕业，便考进了常州中学，他的同窗好友便是张太雷，两人在一起阅读书报，议论国家大事。瞿秋白14岁时开始作诗。
同时向父亲学习绘画、篆刻，颇得父亲的神韵。
瞿秋白16岁时，已是少年老成，性格坚毅，很有主见。他在常州中学毕业后即到无锡乡间江坡小学教书，过着清贫的生活，从微薄的薪水中省下一点钱，接济家中的生活或购买书籍。任职半年便辞职去武昌，在堂兄瞿纯白的帮助下进入武昌外语专科学校学习了几个月英语。1917年春，瞿纯白调往北洋政府外交部当科长，接瞿秋白去北京。
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一学期，尔后考入免费的国立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主要学习俄文，还学英、法文。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多次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很受启发，便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见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期间，瞿秋白是位积极分子，组织讲演小分队到街头讲演。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先后同他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等，自1919年7月至1920年10月，共发表30多篇政论、杂感、诗歌和译文。1920年9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派记者，赴苏俄。
瞿秋白等3位特派记者同3位外交官一起，于10月中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途经各地因受白匪阻扰，历尽艰险，花了3个多月，才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在苏联写了大量的通讯，仅在1921年至1922年11月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就有25篇，16万多字，另有20多篇在邮寄途中丢失。瞿秋白在苏联还写了4本书：第一本是《俄乡纪程》，第二本是《赤都心史》，第三本是《俄国文学史》，第四本是《俄罗斯革命论》。他的这些丰硕成果，是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他以坚毅的意志战胜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间，辛勤工作。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赤潮曲》：
赤潮澎湃，
晓霞飞涌，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1922年12日，瞿秋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带着几箱书籍，坐火车离开莫斯科，于次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
瞿秋白回到北京后，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即译配《国际歌》词曲，他以俄文为主，对照法文翻译，一边用风琴弹着曲谱，一边用适当的中文词汇译配歌词，终于译配好了《国际歌》，并将它刊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瞿秋白在北京稍作停留，便奔赴上海，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办的一所大学，教师中有著名共产党员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肖楚女、沈雁冰等。
瞿秋白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共产党员人数由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同时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领导人也有严重失误，存在着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仇恨和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投降主义的愤怒而滋长的革命急性病，没有认识革命已处于低潮，因而没有组织正确的退却和进攻，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情绪，进而发展为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在湘鄂赣粤4省边界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同意湘南工农武装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取粤的意见，他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强，所缺的是武装。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发展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道：
“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毛泽东是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他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年之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由于蒋介石叛变，他才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职。
8月12日，毛泽东由武昌搭乘货车，连夜起程赶回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身份，多次参加湖南省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毛泽东到浏阳、平江农民中去当师长，并组织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担任前委书记。
而后毛泽东到株洲、安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计划。在安源党组织的会议上，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介绍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汇报了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7月攻打永新城的战斗，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在茅坪、茨坪的情况。毛泽东产生了以后上井冈山的念头。会议确定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受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任党代表，从中央返回的卢德铭任总指挥。
卢德铭是四川人，19岁便去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并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警卫团任团长。南昌起义时，卢德铭率领警卫团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修水县暂驻。毛泽东正需要正规部队参加起义，毛、卢一拍即合。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师长由余洒度担任，副师任余贲民。师下属3个团：1团团长钟文璋；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3团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参谋长何坚。3个团的武装力量分别以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共计5000人左右。3个团分3路，在各地工农武装的配合下，以不同的路线攻克长沙。湖南省委准备发动长沙近郊和粤汉路的暴动队伍，里应外合，相机夺取长沙。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在潘心源等人陪同下，去铜鼓县城第三团领导起义，不料在途经张家坊时，被民团逮捕，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他的人释放他。民团士兵是雇佣兵，同意释放毛泽东，而民团队长不允许，于是，毛泽东便决定死里逃生。他趁人不注意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在一个长了很高草的水塘旁躲到太阳落山。
民团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要碰到毛泽东，民团最终放弃了搜寻。毛泽东立即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他丢失了鞋，脚受了伤，不得不在途中买了双鞋、雨伞和吃的，到达农民赤卫队驻地时，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9日，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师长余洒度率领第一团从修水出发。余洒度在起义前收编了邱国轩部为第四团，但第四团在途中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第二团从安源出发，12日攻克醴陵县城，16日攻克浏阳，但因麻痹轻敌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散乱，团长王新亚牺牲。
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先取白沙，后占东门市，14日敌人向东门市反扑，毛泽东决定兵分3路向上坪方向转移，经过一场恶战，于当日下午部队先后来到上坪。
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明纪律，买卖公平。部队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接到一团通讯员关于一团失利的报告，果断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一团和二团迅速赶到浏阳文家市会师，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长沙暴动。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到达文家市，与第一、二团胜利会师。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去向问题。具有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本领的毛泽东，考虑到革命处在低潮的政治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当机立断地作出战略退却的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到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师长余洒度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到山上去就是当山大王。毛泽东不厌其详地说明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旧时的山大王不同，而且战略退却是暂时的，将来革命形势好转时就下山。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
会后，毛泽东对1000多名战士发表演说，讲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指出建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性，说明起义后受到挫折是“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随后，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军。在芦溪镇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经过激烈战斗突破敌人重围，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牺牲。
9月26日，起义部队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从敌人监狱里救出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尔后从县城出发。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计有7个连，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说：“愿留则留，愿走则走。凡自愿离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
改编后的部队，连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会，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5—7人，均由全体官兵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组织，又是监察机关，有权召集全体官兵讨论重大问题。部队实行官兵一致，经济公开。改编后的部队不足1000人，但部队密切了官兵关系，提高了战斗力，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带领这支队伍前往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和井冈山农民自卫军汇合。井冈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所拥有的部队名义上有第1、7、10、14、16、17、19、27、32、33、37、40、44等十数军，但其中真正能作战的，仅1、7两军而已，余皆收编不久的杂牌军。这些军队不仅兵质恶劣，而且须重金羁糜，耗费巨大，靠这些部队作战，只能是徒致战事延长，兵力疲敝。
蒋介石已处在内外夹击之中。
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有桂系军事力量即第七军，其在北伐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蒋介石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激励袍泽，共有始终。而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武汉合作，高唱“宁、汉既已殊途同归，就应捐除成见，恢复合作”的调子，并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蒋因无时不怵于李宗仁及其党徒之跃跃欲试，密使其嫡系第一军何应钦安排一场兵变，将不守法之桂军一部缴械，何应钦已受李、白拉拢，加上对蒋此行不满，便谓动手把握不大，拒绝执行。蒋画虎不成反类犬，蒋、李积怨更深。第一军、第七军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
外是，不仅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厉兵秣马，并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其精锐部队确已向下游移动；北方奉张集团已乘机大举南下，进逼蚌埠、淮阴。孙传芳为报江西之仇，这次南攻，亲率兵作殊死战，津浦线上连连得手。
蒋介石在得不到桂军帮助的情况下，决定亲赴津浦前线督战，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产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介石出发前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蒋介石指挥第10、27、32、40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指挥的第37、44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顽强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蒋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军乘胜势出击，蒋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蒋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蒋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
蒋介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于杭州拱宸桥。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满。
其时，汪精卫已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下东征讨蒋，分兵3路大举东下，陈兵湖口。孤立无援的蒋介石面临北军和武汉两方的汹汹攻势，已无招架之力，陷入一筹莫展之中，只好厚颜以求李、白，请其出兵帮助御敌，李宗仁见挫蒋时机已趋成熟，乃正式以“对汉宜先礼后兵”为辞加以拒绝。同时，李宗仁致电冯玉祥，公开呼应冯之“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的建议，又写信给汉方唐生智，表示“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并隐约责蒋。李宗仁又领衔发出为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电。
蒋介石是靠军事手段和实力政策起家的，现在李、白纷起效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自食其果，莫之奈何。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只好以迟疑的口气向李、白试探说：
“我想趁此休息一下。”
白崇禧未等蒋话毕，便接上话茬，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
李宗仁则更为干脆地请蒋：“自决出处。”蒋十分难堪，答道：“余唯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主张为依归。”言罢，拂袖而去。
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出面，召集宁方要员开会，讨论南京政府局势。会上吴是蒋的御用“长衫佬”摇唇鼓舌，力主蒋留任，但到会军人态度则不同。李宗仁付之一笑，不作任何表示，连何应钦也一言不发。
蒋见况自感无奈，只得再作“愿休息一下”表示。白崇禧立即赞同说：
“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行，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
李、何等军人随声附和。蒋既然到了这步境地，只得以“深念党国前途”为名，宣布辞职下野。于是报刊上披露：“8月12日下午，南京召集重要会议，蒋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均列席该会。蒋以宁、汉相持，北伐军事难发展，武汉方面有一切均可磋商，对蒋个人绝对不能相谅之语，故愤自牺牲，提出辞职。何、白、李以战事日亟，亦欲速决意争，遂决退让，蒋即自动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在张静江等人陪同下，秘密到沪，即入租界，行动诡秘。两天后，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李宗仁即继蒋正式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就此演成民国史上第一次蒋去李来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