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浙江上虞人,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他学识渊博,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许多研究都有重大创新,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竺可桢先生胸襟豁达开阔、治学严谨勤奋、待人宽厚至诚,堪称"品格和学问的伟人"。
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是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员工西迁,坚持办学,不仅保全和培植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教育和科技人才,而且使浙江大学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并成为全国的著名大学之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他的卓越的教育思想、执着的求是精神成为浙江大学办学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指引浙大人奋发进取的旗帜。
"一代楷模,风范永存"。竺可桢先生为我国科教事业、特别是为浙江大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垂史册,他的崇高精神和感人品格将激励我们为科教兴国的宏伟目标、为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而努力拼搏!
两篇著述,厚积薄发
竺可桢对我国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地理学和地理方向的气候、气象研究,其中又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最为卓越,也正是在国际科学界的这一研究领域最早使他成为知名的科学家。
在进行气候变化研究的几十年间,竺可桢以科学态度在古代文献间的经、史、子、集以至方志、游记、日记中搜集与自然有关的记述,细加审查,去粗取精,并以他所掌握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来整理这些资料。日积月累,使他对于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已经可以厚积薄发了。1961年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与1972年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两文可以代表他深入研究气候变迁的成果。
前一篇文章首先征引有关北冰洋海冰衰减、海豹和鳘鱼分布区域北移、苏联冻土带的北界向高纬度转进、世界高山冰川退却、海面提升等确切的记载,证明20世纪气候变暖的事实,随后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论述尤为详细,并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是一致的。在此文中,竺可桢同志重申他过去的论断,认为“世界各国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是带有普遍性而且是有一定规律的波动,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作直线的下降或上升”。该文最后列举气候波动的可能原因,认为太阳辐射能强度的变化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我国太阳黑子记载起于公元前43年,北极光记载起于公元前32年。文中指出由2世纪至17世纪,每一世纪太阳黑子和北极光记录次数与寒冬出现次数,增加减少大体相当。这对于研究气候变化的起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线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初步研究”为名,实际上是竺可桢在“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这一科学领域数十年辛勤劳动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旨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竺可桢按所用资料的性质将五千年区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1100年,考古资料是最主要的依据;这以后物候记载便成为主要资料来源;从公元1400年左右起,编修方志的风尚亦日益兴盛,物候记载大半收入方志之中,查索颇为方便;1900年以后,用仪器观测的现代气象学记录逐渐成为主导。竺可桢将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几点结论:(1)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2000年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约高2℃,一月温度约高3-5℃;(2)此后有一系列摆动,摆动幅度为1-2℃,最低温度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3)在每一个400~800年间,又有周期50-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范围1-0.5℃;(4)气候波动是全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在东亚太平洋海岸出现,然后见于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竺可桢认为气候的大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控制的,如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的更迭,世界各地步调相符。小变动,如年温度升降1-2℃,则为大气环流所左右,可因大陆性或海洋性的差异而有不同。所以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能以某时期某些地方所表现出的规律作为普遍规律。竺可桢的这一著作立论科学而严谨,为国内外学术界推崇。
不间断地观察和记录物候现象
竺可桢先生还是我国现代物候学的奠基人。他从1921年就开始亲自观测、记录和探究物候现象。
从1921-1925年,1928-1931年,竺先生在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在南京作了九年的物候观察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竺先生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从1950-1973年二十四年中不间断地观测记录了北京的物候。因此,在竺先生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一书中,把南京和北京两地的物候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两地物候非常有规律。例如洋槐花盛开和柳絮飞,南京的比北京的早9天;回归的燕子在两地开始露脸后,之后的32天,开始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并且这两种鸟的出现,北京比南京都迟18天。不起眼的记录实际上却是多年观测得出的可贵结果。
再如燕子归来,根据竺先生24年间在北京所作的观测记录,最早的一年是1955年4月12日,最迟的一年是1965年4月25日,相差13天;又如杏树开始开花,最早一年是3月25日,最迟一年是4月13日,相差19天。竺先生选择了北京的杏树始花等七种物候现象绘成了曲线图,使人一目了然,当某年的某种物候现象迟了,其他六种也跟着较迟出现。因此,根据物候观测去预告农时,是简易而又科学的方法。
竺可桢的《物候学》与之前写作的严谨的科学著述不一样。《物候学》中的文字通俗易懂,由此可见作者所殷切期望的,是农村中具有一些文化知识的读者,能由此掌握关于物候的基本知识,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
侯德榜,男,著名的化学及化学工程学家。
侯德榜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建成年产万吨纯碱的碱厂,创造性地解决了制碱方面一系列工艺问题,“红三角”牌纯碱获得国际多种奖项,畅销国内外。发明了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新工艺,为我国小化肥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持建成的硫酸铵厂,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化工原料。出版专著《碱的制造》、《制碱》及《制碱工学》等专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作品70余篇。被誉为“科技泰斗,士子楷模”。
吴有训(1897年2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字正之,江西高安人。
生平
1897年2月26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石溪吴村。自幼在私塾读书。曾就读于高安瑞州中学、南昌第二中学。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师从胡刚复等人。1920年毕业,先后在南昌第二中学、上海公学任教。1922年1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师从康普顿(A.H. Competon)。期间实验验证“康普顿效应”,1925年以此博士论文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参与江西大学的筹备工作。1927年8月任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后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校进行短期访问,从事科研工作。1949年任华东教育部长,同时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赴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主编等。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学术
吴有训先生在物理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他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发展了该理论。康普顿效应,也被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即X射线散射效应,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奠基发现。康普顿效应被验证后,康普顿以该理论成就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吴有训对X射线散射效应及量子力学的贡献尽管没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是公认的首位对世界现代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
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吴有训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或强度的比率问题。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在会上宣读交流的论文中,吴有训的论文《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排在第一位。
回国后,吴有训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的“开山祖师”。
1935年,他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
教育
吴有训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培养了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冯端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20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杰出的科普工作者。
简历
贡献
钱塘江桥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方法,致力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桥梁工程专门人才。主持铁道部科学研究院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一至三届理事长。
论著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中国著名建筑师、建筑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因为出国躲避清朝政府的迫害,所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回国定居。1924年和未婚妻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三年即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建筑史。
1928年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
日本侵略东北后,梁思成于1931年回北京,加入一家民间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认真整理和研究了古代建筑专著《营造法式》,同时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一起考察、发现、测绘了许多保留下的古代建筑,包括天津蓟县宋朝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宋代建筑隆兴寺,山西宋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唐朝建筑佛光寺等。他将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他还主持修复故宫建筑文渊阁工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日中友好协会”,他和全家撤退到后方,先后在昆明和重庆李庄定居,在此期间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提供美国援华飞行员,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在后方期间仍然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京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并结识。第二年回国。平津战役中,应解放军的要求,绘制北京应保护的地点,避免受到炮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城墙在他去世后仍然被拆毁)。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但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市会是另一种面貌,将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文化名城。他的建议不被接受,给人类文明造成了无可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类的千古之憾。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
他设计的唯一唐代风格的建筑作品是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纪念堂,在他身后建成。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后又恢复名誉和党籍,但仍然在贫病中去世。
他的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出版后,英文本于1984年获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金奖,中文本于1992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奖。越到后来,他的贡献的重要性,越被后人所认知。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林徽因,第二任妻子林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