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 ，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蛔试矗峁┝甘炒⒈赣Χ约⒒摹Ｗ苤且曰阏男问椒⒒幼饔茫杉己故钡氖谱橹蛩睾椭泄┟翊辰岷狭似鹄础?/p>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建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提高记录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p>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手，他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